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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香港中大教授小思:不能随便就说香港是文化沙漠

2017-11-19 08:02

用“心系香港”来形容小思老师,这几个字似乎多了些使命感和责任感。多年来,她孤军作战,埋首研究整理香港文学及文学史料,并把搜集的文学史料捐赠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,一手成立香港文学研究中心,建立香港文学网上数据库。

她的《香港文学散步》,自1991年在香港出版以来,已重版四次,至今长销不衰,并由此引发了香港文学教育的重要事件:大规模的跨媒体文学走读教学活动。

该书简体中文版出版之际,我们采访了小思老师。就像她在《香港文学散步》里说的,“回归十余年,这片土地上,人们渐渐在意——在意追查历史身世,在意保育历史痕迹,在意关怀与祖国的血脉相连,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前人足迹,珍惜香港特具的一些优点。”七十七岁的她,谈起香港和香港文学,坚定而强韧。

2013年,中大五十周年校庆时大学图书馆举办香港文学建藏十周年展。(左起)中大图书馆馆长李露丝女士、文学院副院长赖品超教授、中大香港文学研究中心顾问卢玮銮教授(小思)、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、中大校长沈祖尧教授,以及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系主任何志华教授。

2013年,中大五十周年校庆时大学图书馆举办香港文学建藏十周年展。(左起)中大图书馆馆长李露丝女士、文学院副院长赖品超教授、中大香港文学研究中心顾问卢玮銮教授(小思)、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、中大校长沈祖尧教授,以及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系主任何志华教授。

澎湃新闻:“现场”是理解《香港文学散步》的关键词,作为为数不多的一手资料、一手感性的学者,能否讲讲让您难忘的文学现场故事?

小思:难忘的故事很多,都是慢慢做出来的。比如发现鲁迅1927年2月在香港演讲的次日,《华侨日报》刊登了他的演讲稿:《周鲁迅先生演讲词 “无声的中国”》,找到这份报纸时很激动,原来没经过改的面貌是这样的。你们现在在《鲁迅全集》里面看到的演讲稿是鲁迅修改过的,但香港的很不一样,他讲的普通话由许广平翻译成广东话,香港的广东人又把它变成普通话,经过多次转译。这次印出来,我觉得很有趣。

专访香港中大教授小思:不能随便就说香港是文化沙漠

我做《香港文学散步》的过程感慨比较多,从前我并不知道有那么多重要的文化人在香港待过,或者最后葬在香港。比如我第一次看到许地山先生坟墓破败的样子,心里难过,竟然几十年没人来上过坟。他太太八十年代在南京对我说:“我好久没去香港了,你能帮忙去看看吗?”但她也没地址,我就去找。那个时候的华人坟场山坡塌陷得很厉害,几十年没人上坟,墓碑也模糊了。我找到后第一眼看到,简直无法想象,从小学就念《落花生》,影响我那么大的文章作者,坟墓居然变成这样子,实在令我难受。

很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把它破败的情况拍下来。如果他太太没告诉我,我也没去看,那以后怎么办呢?那时我除了难过之外,还想到,作为一个香港人,我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,让他们知道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多人在文化耕耘的地方,我们不能随便就说香港是文化沙漠。

但那么好、那么重要的作家在香港待过、葬过,我们居然不知道,是谁的责任呢?我莫名其妙地悲从中来,觉得必须负担这个责任,把这个消息传开去,让人们知道。那时我在报上有个专栏,就在专栏里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件事。那篇文章出来,我教中学时教过的学生看到,她说老师给我坟墓地址,让我去看一下,也没多说什么。她在殡仪行业,我说不如你帮我修好,我给钱。好久没有下文,她再打来电话时,说已经修好了。我去看,果然弄得很好,给她钱也不要,说我们都是中国人,应该做的。她现在已经退休了,工作由女儿接着做,每年都会去给墓碑上的字描金,每次去看,字还是像新的一样。

专访香港中大教授小思:不能随便就说香港是文化沙漠

澎湃新闻:这是不是您做《香港文学散步》的缘起? 小思:也不是,这之后还去看过蔡元培墓,也是孤零零的,《香港文学散步》里有余光中在坟前拍的照片就是。后来知道北大在香港、台湾的老学生把墓修得比较大,就放心了。我那会儿还没开始做《香港文学散步》,在教中学。每年“五四”前,一定要给学生讲蔡元培的故事,居然很多学生会去上坟。我就觉得,如果不对学生讲,那就是我的问题。再后来不教中学了,没机会讲。然而手头资料也多起来了,当时市政局图书馆的朋友建议我办一次公开演讲,我就去了。没想到反应很好,原来这么多人感兴趣,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我慢慢觉得有必要写一些专题,就每个礼拜写一篇,这些文章就变成了第一版的《香港文学散步》。这都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了。

余光中在蔡元培墓前 摄于1977

澎湃新闻:您说过,做《香港文学散步》不是为了怀旧,它和那种文艺的怀旧具体差别在哪里?

小思:一个坟墓,塌破了,很惨,你看完哭一场——先看到再感觉到,然后怀旧,也不错,但之后呢?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之后要反省应该做什么,做哪些自己分内能做的事情。比如去过许地山墓后,我搜集资料、细心研究,写了很详细的许地山在香港的活动年表,还写过一篇文章讲许地山和香港大学的关系。很多人说我是怀旧,我想,如果你说我第一步是怀旧我不反对,但之后以个人能力能做什么,这个才重要。

澎湃新闻:《香港文学散步》里的地方,您都去过很多遍,最有感情的是哪里?

小思:作为历史研究,我觉得不应该偏爱。我是个很感性的人,感性作为动力是好,但动力过后,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定力去稳定自己不偏不倚的看法,那才对得起历史。

许多人都说我在研究本土,注重本土。我觉得存有误解,我是把香港当成我生长的地方来理解,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派别来看待。我说,在家庭里,你理解爸爸妈妈、祖父祖母,难道不对吗?

我们今天讲传承,处处可见的却是断裂。其实现在年轻人对自己城市的历史并不了解,就像上海虽然有鲁迅故居、巴金故居,但大多数高中生没有去过。

小思:历史感很重要,必须懂历史才有“感”。一个中国人如果不念中国历史,就不能鉴古知今。你说让年轻一代爱国,但连国史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,怎么爱呢?而怎么叙述真实的历史很重要,说的人对历史的感觉也很必要。看书对了解历史当然重要,但如果小学生、中学生在认识过程中,由一个有感情的人告诉他,效果是不一样的。

澎湃新闻:你们读书时老师怎么教历史呢?

小思: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也教中国历史的,但英国人很懂统治香港人的策略。五十年代我读中学,当时香港政府不让中国历史科里有鸦片战争部分,因为那段历史有关割让香港。但英文学校却念的,因为他们念的是英国历史,在英国历史里鸦片战争是贸易战争,不是侵略战争。中学生少念一段历史,没太大问题,反正有中国历史科可念,老师也认真讲授,让我们培养了历史感。我跟很多人说,盼到九七,重回祖国的怀抱,以为历史科会变得重要了,谁料现在,香港教育却不大重视历史科。

专访香港中大教授小思:不能随便就说香港是文化沙漠

澎湃新闻:有人认为《香港文学散步》中失选了香港大学部分,怀疑您因它是殖民地的典型英式老校,而且中国文化人与它没有什么关系,故失选。这是否代表了您那一代香港知识分子对港英时代的抗拒?

小思:不能说“失选”,我写过港大,只是没收进这本书。刻意不选这太不像我,如果它是殖民地老校,我岂不是更要说?它是唯一一所英国人培养了那么多精英的大学,我不会因此不选它的。我研究香港早期文学的《香港文纵: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》正准备再版,里面有篇文章就是说港大。因为我研究许地山,一直在看各类资料、文献,搜集香港大学要聘请他的原因。为什么他刚到香港时那么风光,几乎每天都有记者去采访,以后却都没声音了。我还奇怪,为什么很多重要的事情他改革了一大堆,譬如请来了北大马鉴等人,但好像最后却没做出什么工作。

后来发现,原来英国人不喜欢盘踞在中文学院那些宣扬读经宏道的“太史”,嫌他们不懂英文,又很保守。胡适之来港大时,校方想请他介绍一个懂英文、懂中国文化、懂行政的中国人过来,最终介绍来的是许地山。许地山到港大后很兴奋地以为可以重整,不料英国人只是想利用他把“太史”换掉,把旧的中文教学换掉,把港大中文学院改成汉学系,是中国哲学、中国文学、中国历史和翻译合起来的。许地山改革之后,“太史”就走掉了,英国人其实很懂用人策略。

再往后许地山也明白自己被利用了,但也没办法,就慢慢希望和现代文学挂钩。我找到好多别人怎么请他讲演、怎么开会的资料。原来,他大概明白自己在香港的作用了。那时正值中国抗战,他利用香港大学教授的崇高地位,帮助开展很多宣传抗日的工作,所以很忙。香港政府规定,凡举办民间群众活动,事前都需要向华民政务司署申请许可证,得由有名气或有社会地位的人帮忙去作保人。看材料我奇怪,怎么连幼稚园的毕业礼活动许地山也参加,哦,原来因为在会上也可以利用宣传抗日。香港这个地方,你想办法做些曲折迂回的工作,还是有利中国的。

除了许地山之外,朱光潜来过港大,陈寅恪也在港大教过书。但他们和港大发生交集的时间都很短,没什么可以说的。张爱玲在我研究涉及的时间段还在港大念书,你说我写她干嘛,还是要写人在那里做过什么才有一定分量。所以后来再版时,年轻编辑一定要我在书里加张爱玲,我说加吧,也好,毕竟《倾城之恋》发生在香港南区浅水湾。最近香港南区区议会负责人说受我的《香港文学散步》影响,在浅水湾兴建了纪念萧红和张爱玲的地标。所以,这里再重申一遍,港大不能说是“失选”,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足够的人的材料可以写。我写过许地山和港大,因为是论文,所以不能收在《香港文学散步》。收不收殖民地时代的资料,不是我考量的准则,何况要了解香港人,必须要了解殖民地政府用什么策略管理这个地方。英国人精明,当年管香港管得那么顺,也在此。

旧日浅水湾 萧红曾居住于此的思豪酒店

澎湃新闻:谈谈您所在的中文大学吧,您怎样做到以一人之力组成中大文学香港文学特藏室的?

小思:早在退休前,我就在为自己藏书如何有效处理作打算。我想把辛苦积存的香港出版书刊捐给中文大学,两任中国人馆长都没接纳,后来上任的外国人馆长倒理会了。因为他自己是藏书家,加上他又很相信具体执行这项工作、有远见的副馆长,特藏室就迅速顺利地开展了。

特藏室的意义在于让大家了解香港文学。香港文学研究在七十年代末刚起步时,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。当香港回归提上中英谈判日程后,内地有一些人就拼命地赶快去“研究”——赶忙胡乱找资料,想了解香港文学。之前其实香港文学从来没人注意过,一个原因是香港人没有历史感,没有收藏资料的习惯,要研究没那么容易。

1973年我去日本,看到日本的大学收了好多中国资料,这对我是很大刺激。当他们问及香港的种种时,我却答不上来,就会很惭愧。人家认为你是香港人,不应该不懂香港历史的。回到香港,看到只有香港大学有收藏香港书刊报章,因为陈君葆、许地山的关系,所以图书馆有这些资料。如果没有港大这些资料,我就不能起步。

收集资料的过程其实很漫长,到现在还在做,好在一旦做起来就熟悉路径了。有些旧书店老板知道我要什么,会帮忙留心,而我绝不放过任何香港文化研究的资料,连一张有关的“废纸”也会收集起来,不然材料一闪就没了。昨天我就买了好多旧杂志和画报,找到了叶灵凤投稿的画报。找资料的困难是资料来源越来越少,因为香港人住房多窄小,不易藏书,搬迁中又会丢失。常有人告诉我,我本来有什么什么书,但是给我妈妈扔掉了。

钟敬文、郑振铎等人参加鲁迅逝世十二周年纪念大会,于达德学院校门前合照

澎湃新闻:前不久刚读了周保松写您的人物笔记。您说当年选择读中大新亚书院,也是因为钱穆、唐君毅、牟宗三这些名字在中学就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您在《一生承教》中写老师,用力到“于生死之际见深情”。薪火相传的新亚精神里,您最珍视的是什么?

小思:不止我一个老师这样对待学生,很多老师都在默默做这些事情。不过因为周保松写了这篇文章,大家看到了而已,其实默默爱学生的人很多。所谓新亚精神,好像很抽象,很难说。从前我也觉得,在我的身上哪里可以看到什么精神,但后来发现,可能是中国某种优良文化传统在。很多人说用新儒家之类的派系介绍“新亚精神”,我觉得,应该是优良中国传统,是对自己文化的根有不离不弃的感情和坚持。

有一年新亚的毕业典礼上,我做过题为《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》的演讲。唐君毅先生就这个主题写过三篇文章,第一篇提及中国民族之花果飘零。后来唐老师觉得那篇文章不够详细,又发表了一篇,结论是灵根自植。飘零在异地的花果落地,就必须再植;你怎么植?自植的“自”字很重要。所以我觉得现在香港也不算飘零,唐先生、钱先生都是从内地跑过来,在这里落地生根,他们在香港花果灵根自植后,就培养了我们这一代。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我们又做了什么呢——不忘本,好好努力,在岗位上努力工作,教书的教书,做事的做事,出版的出版,写东西的写东西。周保松其实是受了很多其他老师的影响,他会慢慢写新亚其他老师,你会看到不是一个老师的力量。好比一个人能好起来不是靠一个人就能帮到的,一定得有好多人在扶持他,而他个人的自植更重要。

澎湃新闻:对文化的根不离不弃、有感情而且坚持,是您理解的新亚精神。今天似乎没有这种认同?

小思:很难说,根在地面地下,人看不见的。花开呢,又有好大的树枝,可能这棵树枝跟别的植物又连起来,衍生成新的文化。年轻人不一定没有这种民族文化感情,是根在地底,不同花果露在外边,像好多杂色杂音。香港习惯杂色杂音,没有统一起来的。大家都统一口径就没意思了,那不是人类的发展方向。香港杂音多的时候,偶然有些声音把年轻人吸进去了,我觉得,这没问题,不必悲观。

澎湃新闻:李欧梵教授也说别人都觉得香港国际化,其实日益保守。

小思:保守也有好处,只要知道什么是好的才保守。例如我喜欢粤剧,粤剧在内地是广州本土大戏,可能为了守住一些主题,被刻意统一起来,反而变得没有个性。香港的粤剧呢,没有人干预,任你自生自灭,反而古灵精怪地多样生长,但基本优良的艺术也保守得住。所以没问题,你喜欢哪种看就是,不喜欢就不看,选择之后自然有一批人懂得什么是珍贵的。如果从上而下地统一起来,这个珍贵就没有了。

澎湃新闻:今天的教育塑造的大部分人是一个样子,你们小时候是什么样呢?

小思:不明白为什么越说人权、多元,教出来的人反而越来越变成一个模子。可能某些人在策略上觉得统一起来比较安全,但他们不知道统一起来一定会压制一些旁枝的人反弹。我教中学时,遇到很调皮的学生,我会对他说你就皮给我看,皮完他也没辙。现在老师喜欢乖的学生,其实不是学生乖,是心里一团火,等你走开就爆发了。现在的教育,量化了才好管理,好报告上面,统一的面孔容易了解。且也逢事必先作什么“温馨提示”,省得生了事来埋怨政府。

从前我们不是这样的。举个例子说,我住在湾仔,湾仔有个修顿球场。我有一张照片,那些围着球场的四层高唐楼,天台都是没栏杆的。为了不进场也可以看球赛,大人小孩全坐在天台的栏杆上面,吊着腿看,但从来没见人掉下来死掉。那时候,一个妈妈养七八个孩子,管不过来,小孩子在家,拖张小凳子扒在露台栏杆上看街景,也不见跌下来。人其实可以自生自灭,不用那么紧张。现在不知为什么,妈妈不敢这么带孩子。现在讲管理,做到了,出问题了就不算我的事。放一个“小心地滑”的牌子,仿佛人就不跌了似的。香港各机构现在为免生事惹麻烦,下雨了提示你要带伞,寒冬了提示要多添衣服,把我们都当成小孩子。其实教育独立思考,教会每个人守法保安,才最重要。靠外力严管、提示,不是好办法。

澎湃新闻:您和年轻一代说,不要错过那些看似通俗的东西。如果说从前是《经纪日记》这种通俗的东西在表现当时香港的社会、发出社会中真正的声音,那今天我们又能通过什么渠道倾听香港?

小思:现在更容易,因为从前是几个人写专栏,现在在报上、网上写文章的不一定再是职业专栏作家,许多行业的人,都会开栏写生活、写感想、写经验。经纪人写经纪,秘书写秘书,空姐写空姐,越来越多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。专栏是了解香港的重要途径,1930年代的上海也是这样。当时上海是名家写专栏,早年香港名家既写大报专栏,也必须写小报专栏,才可以养活自己。叶灵凤名气那么大,也会一天给几家报纸写专栏,我简直不相信他会在小报上写稿。他们要换不同的笔名。当然也有不改的,刘以鬯先生就不改,小报上也用这个名字。内地研究者可能不了解香港文学的这个生态。英国政府的做法是,我看似不理你,任你自生自灭,但如果过了头他就知道。

其实能了解今天香港的途径更多了,多得不得了。因为多,所以要选择,选择很困难,选得准不准会影响你的印象。很多人更愿意相信网上那些东西。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难处在于你必须很清醒,判断能力要高,才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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